“西藏问题”国际化及应对策略分析
发布时间:2019-01-11 浏览次数:

涉藏问题事关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息息相关,是历代中央政府都高度重视和优先关注的重大议题。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问题”国际化不断升温,严重危及西藏内部稳定,也对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时至今日,涉藏问题仍不时引发中国与一些国家间的外交冲突。201744日,印度内政国务部长里吉朱陪同达赖赴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区(即中国藏南地区)活动,中国召见印度驻华大使并提出强烈抗议。无独有偶,201759日,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率领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印度期间到达兰萨拉同达赖喇嘛会见,中国政府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有关“西藏问题”的由来与实质,中国政府透过西藏白皮书对此早有权威解读,专家学者对达赖集团与国际反华势力的谬论和谎言也有过系统的驳斥和分析。本文尝试分析达赖集团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成因、特点并探讨因应之策。

一、“西藏问题”与“西藏问题”国际化

1959年达赖叛逃、出走印度以来“西藏问题”在国际上愈演愈烈,从中国内政的民族事务逐渐演变为在国际上有市场、在国内有听众、在海外有呼应的所谓“国际问题’。“西藏问题”的内涵也从涉及西藏历史、政治与法律地位的所谓“西藏独立”问题,扩展到涵盖西藏人权、宗教、文化等诸多议题。

1.“西藏问题”及其由来。西藏和平解放、平叛和民主改革后,历史上构成“西藏问题”的特别因素已经全部解决,因此,在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里没有“西藏问题”的词汇。2006年,中央统战部领导在接见达赖私人代表时也明确指出,西藏形势很好,根本不存在什么“西藏问题”0o z3o。英文中的“西藏问题”(Tibetan IssueTibetan Question)有其特定内涵,意指西藏的政治地位存在争议以及相应带来的一切问题。众所周知,西藏的主权归属属于中国是有明确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现实,显然,国际舆论炒作的“西藏问题”是外国势力强加给中国的。

有关“西藏问题”的由来,中国官方和学界已有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明确的结论,即“西藏独立”是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英帝国主义武装侵占西藏未果后拉拢、欺骗和培植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离间西藏与中央王朝关系。1913年,英国策划并迫使中国政府参加由中国、英国和西藏地方政府三方举行的“西姆拉会议”,期间,刻意用西方殖民主义的“宗主国”概念来歪曲中央政府与西藏的主权统辖关系。同时,西藏上层分裂势力也在帝国主义的教唆和煽动下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鼓噪“西藏独立”。可见,所谓“西藏问题”是在清王

朝衰败、北洋军阀割据、民国革命风暴的背景下,中国因内部动荡而无力顾及边疆事务,帝国主义趁机侵略中国而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也是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分裂势力在外部势力煽动、拉拢和引诱下,幻想“西藏独立”的现实反映。

“西藏问题”其实是达赖集团图谋分裂中国的幌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取代英国开始利用“西藏问题”为其冷战战略服务。195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达赖叛逃,后支持达赖喇嘛向联合国“呼吁”,最终操纵联大通过涉藏反华议案,提出所谓“西藏人权’“宗教自由”“民族自决权”等问题。为谋求“西藏独立”,达赖集团炮制各种谬论,如“自古独立说’“蒙满非中国“供施关系说”“民国时期独立说’,“被占国家说”等。为了维系流亡集团的生存,达赖开始频繁窜访欧美各国,以维护西藏“人权'“宗教’“文化”为幌子迎合西方价值观和对华战略,并以“中间道路”为诉求鼓噪“西藏问题”,继续其分裂活动。综上所述,所谓“西藏问题”有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其内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但其实质和核心是西藏的政治地位问题。

2.“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含义。从“西藏问题”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来春“西藏问题”国际化与“西藏问题”相伴而生。近代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统辖被偷换为“宗主关系”表明“西藏问题”国际化趋势已经出现。韩磊认为,应分两个时段来审视“西藏问题”国际化:一是近代以来的长时段的视野,即从英国入侵西藏始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二是当代短时段的视野,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达赖集团的国际公关游说活动,进而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界定为“将分裂与独立的诉求扩散到国际层面,利用国际舆论迫使中国政府妥协,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

笔者认为“西藏问题”原本就是帝国主义制造出来的伪命题,只是被达赖分裂集团接手后在国际上反复炒作,又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遥相呼应,成为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抓手。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藏问题”国际化有两股推动力量:一是英美及国际反华势力操纵和推动的国际化,这是“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外部推动力量。他们在国际上利用和炒作“西藏问题”,企图以其作为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进而分化中国,牵制中国的发展。二是达赖集团以“西藏独立”为政治诉求的“公关游说”活动,这是“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行为主体。其目的是吸引国际关注,维持“西藏流亡集团”的生存,进而借助外部压力实现“西藏独立”。两股力量互有需求、相互配合、彼此声援,在国际上共同炒作“西藏问题”。

二、达赖集团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动因

如上文所述,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有两股力量,即达赖分裂集团和英美等国际反华势力。关于欧美西方国家为何乐此不疲地炒作“西藏问题”,朱维群在其《西方为何在涉藏涉疆问题上与中国过不去》一文中有较为深刻的分析:包括帝国主义侵略、干涉中国,搞霸权主义的政治延续;利用涉藏事务遏制和牵制中国的“实用主义”外交考量;内政外交事务的“双重标准”;对达赖集团劣行的“选择性失忆”以及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无知等。如果从外部势力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动因的视角分析,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西藏的政治地位。西方将“西藏问题”道德化并妖魔化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进而将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看作是“和平地争取西藏自治”,这是在西藏的主权归属问题上认知错乱的逻辑结果,也是国外反华势力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源动力。那么,如何看待解释达赖集团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动因?达赖喇嘛游走于西方高层与精英之间,以西藏“人权卫士”和“和平使者”自居,打着“民主”“人权’“宗教”等旗号,欺骗国际舆论。达赖集团呈现给世人的是一个“矛盾的”多面体。其实,对达赖集团来说,在国际上说什么、做什么不重要,关键是能否引起国际关注,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是以服务于其所谓“西藏独立”为最终目的。

1.通过寻求外部支持以期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众所周知,外部势力的支持历来是分离主义运动获得成功的关键,达赖集团叛逃印度并组建“西藏流亡政府”,希望恢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政权,必然遭到中央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因此,寻求外部援助和支持是达赖集团挑战整个国家权威的必然选择。

2.争取国外的资助以延续“西藏流亡政府”的生存。从国际实践来看,分裂主义的国际化进程,在于获取新的同情来源、物资资源和避难所,进而推动组织内部的认同、凝聚力、组织构建和政治行动能力。达赖集团叛逃国外近60年,主要靠外部援助以维系其生存,否则,寄人篱下的达赖分裂集团难以立足,更逞论其所谓“西藏独立”大业?

3.寄希望于外部干涉以增大“西藏独立”的可能。达赖集团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还在于奢望通过外部的干涉和对华施压帮助其实现所谓“西藏独立”。20世纪60年代,达赖希望美国及其操控的联合国帮助其实现“西藏独立”,但因英国、印度和蒋介石集团不愿随美国的西藏政策起舞而愿望落空。中美建交以后达赖集团沦为冷战“弃子”,不得不抛出“中间道路”的“缓独”策略。然而,冷战后以分离主义为主要特点的新民族主义浪潮迭起,因民族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上大行其道,使达赖集团再次点燃了借外国干涉谋求“西藏独

立”的希望。苏东剧变后达赖在“中间道路”立场上反复,无非是分裂欲望重新燃起的反应。

三、达赖集团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主要手法

与涉疆问题相比,涉藏问题在国际上关注程度高,影响范围广。国际上炒作

的“西藏问题”不仅涉及西藏的主权归属,还衍生出“西藏人权,“宗教自由”‘文化灭绝’“民族自决”等众多议题。自1959年叛逃印度以来,达赖集团为换取支持而迎合西方,继承英殖民主义理论歪曲和肢解西藏历史,配合西方对华人权攻击,编造有关西藏的各种谎言,根据西方对华战略调整变换策略,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手法不断翻新,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密切关注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变化,及时调整“西藏问题”国际化策略。在战后美苏冷战对峙的国际背景下“西藏问题”因达赖叛逃印度成为美国远东、特别是对华战略的重要抓手。达赖分裂集团逃到印度后公开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帜,炮制“西藏国宪法”,组建“四水六岗卫教军”和“印藏特种部队”,甘做美国和西方反共反华的同盟军。在美国的授意下,达赖向联合国控诉“中国要消灭藏族”,向“进行反共宣传的冷战机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揭露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呼吁联合国干预。最终,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3个涉藏反华的无效决议,至今仍是“藏独”分子和国际反华势力援引攻击中国的“依据”。达赖集团在联合国通过涉藏反华议案前后的活动,提高了“西藏问题”在国际社会的曝光率,是其借西方反华而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最初表演。

2.以西方价值观包装“藏独”,炒作人权议题,“妖魔化”西藏的人权状况。达赖集团流亡境外,不能不仰人鼻息,但也通过观察西方社会,学会以西方

的“自由”“民宝’“人权”价值观包装“藏独”,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宣传“藏独”的伎俩。

3.顾忌涉藏问题冲击西方对华关系,公关对象聚焦非国家行为体。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赖集团与中央政府的接触商谈因在核心问题上的分歧陷入僵局后,开始发起一场争取国际社会政治支持的运动,掀起了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新一轮的高潮。

4.打着“宗教”旗号,以“宗教领袖”的身份传播“藏独”思想。作为旧西

藏掌握政教双重大权的达赖喇嘛,其“宗教领袖”的身份为自身增添了一道“神圣”的光环。自1959年叛逃国外以来,为避免其“流亡政府”首脑身份妨碍其窜访活动,达赖喇嘛经常以藏传佛教领袖的名义“云游”各国,以“弘扬佛法’‘讲经传法”为名出席国际会议、窜访世界,传播“藏独”思想,以引起世人对“西藏问题”的关注。

四、关于遏制“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若干思考

“西藏问题”国际化不断扩大和加深的趋势,不仅严重损耗了中国的外交资源,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冲击了藏区的稳定和国家的主权安全。习近平在第六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足见涉藏问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从“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走向来看,达赖集团和国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结抹黑中国政府的趋势不会改变,中国崛起引发外部疑虑进而借涉藏议题牵制中国的趋势不会改变,两个“不会改变”决定了中国反对“藏独”斗争的持久性,而后达赖时期“西藏流亡政府”部分人的暴力化倾向更增添了涉藏斗争复杂性、尖锐性。笔者认为,遏制“西藏问题”国际化,还要从历史的长镜头和国际关系的大视野来看待“西藏问题”国际化走向,并在此基础上思考“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应对方略。

首先,涉藏问题的国际斗争其实是中国与国际反华势力较量的缩影。1959年达赖叛逃国外以来,达赖集团加紧国内渗透,或武装袭扰,或造谣污蔑,挑起国内骚乱;西方政府首脑不顾中方反对频频接见达赖,议会议员、媒体、学术界、社会精英、非政府组织相互联动,制造涉藏议题,在涉藏问题上似乎有黑云压城之势,“西藏问题”国际化着实让中国背负沉重的压力。其实,从“西藏问题”国际化起起落落的过程来看,笔者认为,达赖集团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共形成三波高潮:第一波是1959年达赖叛逃印度后以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涉藏反华决议为主要标志,其主导因素是美国反共反华的冷战政策。因中美建交、国际关系上中美苏“大三角”形成,国际变局导致达赖一度沦落为“冷战弃儿”,被迫宣称放弃“独立”,改走“中间道路”。第二波是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前后以达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为主要标志,其国际背景是西方对华“和平演变”战略。但中国最终经受了苏东剧变的考验,成功地打破了西方对华制裁并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达赖的“苏东冲击波”和“亚洲民主共同体”计划破产。第三波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以拉萨‘`3.14”事件为主要标志,其背后推手是西方牵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然而,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倡导新型大国关系,稳步推进惠及世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得到各方赞誉。达赖借北京奥运搞乱西藏、策动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流产后宣布政治“退休’,“后达赖时期”达赖集团策划煽动的“自焚”和新一轮“滋事”活动“被完全排除在主流声音之夕,“最终丝毫没有为他们带来任何政治筹码”从某种程度上讲,涉藏问题的国际斗争是中国与国际反华势力较量的缩影,而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状况最终会主导“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进程、节奏和影响。因此,关于遏制“西藏问题”国际化对策的思考,不应随国际涉藏舆论一时一事而起舞。增强综合国力,加速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稳步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充分利用经济外交手段,加大政治外交压力,“西藏问题”国际化就一定能被控制在最小范围。

其次,中国与西方在涉藏问题上的分歧是双方价值观差异甚至对立的体现。西方社会有关西藏形象、印象和话语的形成是西方普世价值观、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反应。达赖集团在国际上的造谣污蔑、煽风点火为什么在西方有听众、有信众?主要是因为达赖驾轻就熟地掌握和迎合西方那套价值观为“藏独”目的服务,达赖集团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按照西方人对西藏的想象构建一个“香格里拉”式的佛教王国被中国“入侵”后“‘起义’被镇压’“人权被侵害’“宗教被管控”“环境被破坏”的“可怕”图景。自由、人权和信仰自由是西方价值观核心,达赖迎合西方价值观编织涉藏话语,又以“弱者’、“非暴力”的“和平使者”形象,能博取西方社会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其所谓“正义事业”的支持。正如刘康所讲“达赖喇嘛在西方公众心目中的信誉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的公认、共享的普世价值基础上的”。这就是中国关于“西藏问题”的阐释(强调西藏的历史、发展与进步)与西方各唱各的调、互不交接以及难以在西方世界引起共鸣的原因。

价值观的差异和冲突难以完全消解,但在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价值观也出现融合和互鉴的趋势,此外,中国崛起最终也会反映在对全球价值的感召和影响力上,涉藏国际舆论斗争被动的局面必将伴随这一进程而得以改变。当然,遏制“西藏问题”国际化也要重视涉藏国际舆论斗争战术层面的调适,包括更新涉藏外宣方式、熟悉西方的话语体系,用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去宣介我们在西藏的成就等。更为重要的是,达赖集团对西藏的“话语”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的,但包装的谎言毕竟是谎言。战略上增加自信和战术上高度重视,我们就有充分的把握赢得涉藏国际舆论斗争的胜利。

最后“西藏问题”国际化是战后非国家行为体广泛渗透于国际政治生活的反映。因顾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各国政府层面对涉藏问题较为谨慎,我们也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应对其“肆意妄为”。然而,当前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幕后推手是达赖集团仿照国外社团组建的“藏独组织”、在欧美等地以“非政府组织”名义建立的由不同国家民间团体或个人参加的“国际援藏组织”、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以及西方议会的反华议员、学术界、大众媒体、社会名流等。它们在国际上就涉藏议题发起和领导跨国社会运动,对华施加压力,掀起了舆论浪潮,遏制国际涉藏非国家行为体的反华“藏独”活动已成为遏制“西藏问题”国际化的主要战场。

NGO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广泛活跃于国际舞台,是全球化深入推进背景下国际社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具体表现,它们在人权、环保、军控、宗教、人道救援、民主化等领域参与国际事务,推动相关领域的决策发挥着关键作用。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复杂,容易被政府或政治实体所操控,从而丧失其独立自主性。就涉藏问题而言,一些国家默许、纵容和利用打着“涉藏非政府组织”名义的“藏独”组织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传统的“政府外交”对此类非国际法主体资格的组织、团体和个人失去了着力点。鉴于此,遏制“西藏问题”国际化迫切需要加强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究,熟悉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过程。同时,以涉藏“公共外交”为抓手,调动国际资源组建自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各种涉藏论坛活动,开展民间外交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与西方社会和公众面对面的对话交流中矫正其对西藏的误读,批驳和回击“藏独”组织的谬论。(选编自《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作者李学保系中心研究员。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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