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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现代化视域下的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整合研究

发布时间:2018-04-09   作者:   浏览次数:

政治文化现代化视域下的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整合研究

张涛华

(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摘要:西北自古以来是我国多民族融合的地区,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政治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化。长期以来,西北地区民族宗教矛盾相对突出,在我国决胜全而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如何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本地区跨界民族的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总的看来,西北9个跨界民族政治文化的整合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主要反映在他们的民族历史、经济结构和民族文化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影响政治文化变迁的因素也在变化。从政治文化系统整合的规律来看,在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多个子系统中,跨界民族社会亚文化可以通过引导机制,实现与主流政治文化一致性的政治现代化过程。

关键词:跨界民族;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整合;引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33X (2018) 02-0048-05

 

西北跨界民族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一部分,主要包括了9个族体,分别是维吾尔族、回族、柯尔克孜、俄罗斯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蒙古族和塔吉克族。各民族政治文化生成的历史过程、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不同于主体政治文化,都带有本民族特色和民族印记。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与人类文化变迁一样,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并在不断整合的过程中最终生成新的文化。

影响政治文化的变迁因素有很多,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这些因素存在于政治文化的不同结构层次中,不同结构之间也不断运动变化。从结构层次来看,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包括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处在这三个层次中间位置的是社会层面政治亚文化,政治亚文化的变迁既是与其他两个层面互动的结果,也反映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由于存在着这样的结构,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系统整合”[1]观点看,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的生成是由代表这些子系统的结构之间整合的结果。笔者认为,在其整合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具有亚文化特征的政治文化的引导,促使具有一定民族特色的政治文化的发展,保持与主流政治文化发展一致的政治现代化方向。

一、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整合的历史根源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我国西北跨界民族地区,经济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落后的经济状况必然影响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依存于这种落后经济形态之上的各具民族特色的政治制度也相应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政治制度中存在的民族特色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且呈现多样性。

从民族政治生活状况春“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大都有自己的政治生活,也都无一例外地拥有或曾经拥有自己的本民族的政治体系与政治制度”[2]。这使得跨界民族的政治文化生成的过程中带有各自民族生活的特色。但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生活大多是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体制之下,因此政治文化的形成必然会受到主流政治文化的影响。同时,各历史时期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会不断增加主流政治文化在各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中的影响力。这种主流政治文化对民族政治亚文化的影响,从结构层次上看,代表着主流政治文化特征的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影响着民族政治文化的变化,从而使得主流政治文化的特点在政治亚文化中有所体现,因此,今天跨界民族政治亚文化由此总表现出一定的国家层面政治文化的特征。

主流政治文化与跨界民族政治亚文化之间总是存在各种差异,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跨界民族政治亚文化的变迁总是滞后于主流政治文化的变迁。就我国西北跨界民族地区而言,存在着阻碍主流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因素:一是民族政治制度中仍残存着落后的等级制度的影响。有些跨界民族以出身划分等级,这是历史中存在的落后政治制度的一种,具有深厚的文化根源,在民族历史的认知过程中,这种观念仍影响着现代政治文化的变迁。二是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西北跨界民族

地区经济落后,群众民主意识淡薄,日常生活行为一般仍遵从民族习惯法。有些跨界民族的生活中族长或是家庭的代表具有较大的权威,形成了民族的习惯法,这些民族习惯法在跨界民族的政治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影响很大。这种习惯法在跨界民族政治生活中的存在使得在跨界民族地区存在着政治生活与主流政治文化影响下的政治生活不一致。三是政治生活受宗教影响大。西北各跨界民族有各自的宗教信仰,由于历史原因,民族成员往往带有宗教信仰中形成的政治秩序的观念,这种观念易产生民族成员的顺从意识,缺乏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公民权利意识。由于各跨界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同,也可能造成不同宗教间的矛盾,从而使得在同一政治权力作用下形成不同的政治关系,使得各跨界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也具有差异。

在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受历史深刻影响的同时,我国主流政治文化逐渐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治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不断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结合中国政治发展现实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主流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必然对跨界民族的政治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跨界民族自身的政治亚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很难较快适应主流政治文化的社会化途径,或者说社会化的效率较低,使得跨界民族政治亚文化很难马上实现与主流政治文化一致。不过,主流政治文化对跨界民族政治亚文化的影响却一直存在,这使得原本存在的跨界民族政治文化不断整合,形成新的政治文化。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主流政治文化社会化过程中,跨界民族政治文化也可以形成对主流政治文化反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可以形成更符合民族特色的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途径,更能体现主流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方向。

从政治文化生成的过程来看,主流政治文化与跨界民族的政治亚文化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运动,也是政治文化整合的表现。因此,在主流政治文化存在的情况下,跨界民族政治亚文化的整合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整合性是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任何一种文化,各部分经过整合之后才能成为有机整体和相对稳

定的文化状态”C37

二、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整合的经济根源

“社会学派认为,文化变迁是一种社会文化修正,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历史学派认为,文化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相应变化;功能学派认为,文化变迁是文化现象的转移及其相互混合、融化过程;结构主义学派认为,文化变迁是文化特质和文化模式的变化,或文化内容的增量或减量所引起的结构性的变化。”[4]作为文化的一种,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生成过程也是跨界民族地区各种影响政治文化变化因素相互混合、融化的过程。经济因素的影响尤为突出,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是西北跨界民族形成新的政治文化的重要根源。

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大潮中,西北跨界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主要表现为:一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跨界民族地区的资源配置是按计划进行的,资源最终按国家统一指令调配,缺乏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活力。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资源配置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使得资源配置以市场决定,而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在政治中的表现最明显的是减少政府干预,不断减政放权。二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之前所有制结构废除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新的所有制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跨界民族地区又打破了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制结构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种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也需要在政治制度中得到体现。三是经济领域中产业比重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跨界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也不断优化。相比于以前,一二三产业的比重更趋于合理,第一产业在整体产业结构比重不断下降,二、三产业比重在不断上升,特别是在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这种优化的趋势更为明显。到2015年,以新疆为例,从产业结构上看“一是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二是工业生产结构转型初显端倪,三是服务业加快发展,在GDP比重中占45.1 % " [5]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四是跨界民族地区收入分配方式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化过程中,跨界民族地区的分配方式也从原来按劳分配走向了按生产要素分配,以市场为主的资源分配机制正逐步形成。

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原来属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这种变化,使得“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城乡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益明显,表现出少数民族人口越来多地向城市转移”[6],在劳动力结构调整过程中,跨界民族地区的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二是跨界民族群体重新分层。由于市场经济及分配制度的影响,跨界民族群体重新定位社会地位,即群体成员从社会表现的各方面去重新定位,使原来的社会阶层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逐渐形成了“主体阶层、新生阶层和过渡阶层三种基本类型”[7]。这种新的群体阶层在经济生活中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无论是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途径,还是形成政治文化的内在因素都在发生变化。三是民族关系结构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在市场经济面前,民族关系往往表现为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特别是民族交往的过程中,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经济交往最终影响着民族间的文化关系。

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结构是社会关系的网络模式,功能是这些内在网络模式的运行”[8]。结构变化只是现象的变化,最终会影响功能。西北跨界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变化影响着跨界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无疑,经济结构的变化最终影响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生成。

三、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整合的文化根源

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的整合与本民族的民族文化是分不开的,民族文化变迁后,作为民族文化一部分的政治文化也会随之而变化。西北跨界民族文化的变迁表现在下述几方面。

一是物质文化的变迁。物质文化是由人类创造出的各种实体物质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在跨界民族地区,表现为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建筑,民族服饰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器物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跨界民族的物质文化不断变迁。如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不断地融入了现代元素,人们生活所使用的器物也不断更新换代,最先进的现代化设备也能及时进入到跨界民族的生活中。这种物质文化的变迁自然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特别是政治文化生成过程中所依存的物质基础。二是制度文化的变迁。跨界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具有地方特色,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跨界民族地区具有更大的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各种自治地方的法规和自治条例。较之于旧的制度文化,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跨界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更具有灵活性,更具体系,更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在法律制度上,按照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要求,跨界民族中原来隐性存在的习惯法不断向法制化的道路前进,逐步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法律制度。这些制度的变化既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也反映着这一时期的文化现状,从而影响着政治文化的生成。

三是行为文化的变迁。跨界民族行为文化是其在民族成员社会实践中的各种行为方式的表现,民族成员在遵循民族风俗的行为习惯中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反映在民族群体行为时表现为符合民族风俗和民族性格的行为,这些行为自然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岁时节令、原始信仰、生产禁忌、人生礼仪、社交庆典、日常格调、惯例等”[0]。随着时代变迁,跨界民族行为文化也不断调整和转变,如哈萨克族婚礼行为,以前婚礼要求举办得非常隆重,他们把婚事视为人生的头等大事,婚礼完成需要一系列的婚礼仪式“托依”。但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这种婚礼仪式不断简化,甚至有的地方提倡更为简朴的婚礼仪式。这些行为变化正是跨界民族价值观变化的结果,影响着政治价值观。

四是精神文化的变迁。跨界民族精神文化最核心的表现是价值观。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跨界民族地区的价值观也在不断重构,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跨界民族价值观的引领,使得各跨界民族的价值观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前提下不断调整。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跨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契合使得跨界民族逐渐生成了新的价值观。如跨界民族中存在的“保护自然、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和谐”的契合,有的跨界民族中传统观念里“祖国是摇篮”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的契合等,让跨界民族深刻领会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跨界民族精神文化的变迁直接影响政治文化的生成。

总的看来,跨界民族政治文化存在于民族文化之中,民族文化的变化影响着跨界民族的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价值观。应该看到,较之于民族文化对跨界民族政治亚文化的影响,主流文化对跨界民族治文化的影响则更大,主流文化往往更具有包容性。对于政治文化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对跨界民族政治亚文化的影响表现为生成的新的跨界民族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主流文化特征。

四、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整合的引导机制

结构功能主义最主要的理论逻辑是“社会是彼此联系相互作用中的各要素所组成的,多元的与开放的系统,社会结构的变化提供了一种系统各部分间相互关系的一般图景,而且社会是由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各要素所组成的、多元的与开放的系统”[10]。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的整合是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整合的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开放互动性,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主流政治文化的主导者可以通过引导,使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向主流政治文化靠近,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政治文化的和谐发展。在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向主流政治文化趋同的过程中,有效的文化引导机制可以促进新的跨界民族政治亚文化的生成。这些机制包括:政府引导机制、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和政治参与机制等。

1.政府引导机制。在政治文化建设的引导过程中,政府引导处于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决定了党对国家一切事务的领导。由党领导的高效政府行为在先进的政治文化的形成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般说来,政府影响政治文化整合的有效途径有以下方面。

一是政府通过法律手段规范跨界民族成员的政治生活。法治社会中,每一个跨界民族成员作为社会公民,享有各种权利,同时也须履行义务,从而使得跨界民族成员建立普遍意义上平等意识和秩序意识。而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意识的建立可以消除亚文化中残存的贵族意识、奴隶意识、臣民意识和小农意识。

二是加强主流政治文化的社会化途径建设。政府是主流政治文化的先行者,需要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影响跨界民族政治亚文化。有效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对于政治文化的生成极具意义。这种有效性主要表现为民族成员的主体政治意识的建立。主体政治意识是政治文化中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价值观的综合反映。同时,政治主体意识是置身于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对自身的政治主体价值、政治主体功能、政治主体地位的一种自觉反省意识,是政治主体能动}h}和自主性的观念能动性的表现,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三是政府形象的构建“通过政府形象展现主流政治文化理念,借助政府工作人员的表现,取得公民对政府的好感和认同。”[11]如在我国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中“防惠聚”政策主要是目的之一是聚民心,取得公民对政府的好感和认同,在新疆的跨界民族中取得好的形象,从而引导跨界民族政治文化。

当然,政府引导需要高效廉洁的政府,建立完善的引导机制,需要不断加强政府自身能力建设,从法律角度规范政府的行为,明确政府的职责和权力,在跨界民族政治文化引导中始终树立良好的形象。

2.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在跨界民族政治文化引导中,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直接影响民族成员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观的形成。民族成员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观反映在民族成员的政治态度和各种政治观念上“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行之有效的教育,使社会成员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增强对民族共同体、对国家的认同意识。 [12]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各种教育方法使跨界民族成员形成主流政治文化一致的政治态度,认同主流政治文化的内容。这些教育方法最终的结果是使民族成员获得一定政治知识。正如阿尔蒙德的调查结果“受过教育的人比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较少的人相比,前者能够更好地认识到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他们对政治更关心,对政治领导人的情况更加了解,并表现出更强的政治能力”[13]。社会学家涂尔干也认为“只有当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有共同的核心价值时,才能实现精神统一,而没有这种统一,任何制度迟早都会堕落下去。[14]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教育对政治文化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个适应社会也是一个改造与发展社会的过程”[15]。思想政治教育在政治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在跨界民族政治文化的生成过程中,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社会的转型期,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为重要。正因为如此,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性,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政治参与机制。政治参与是一种政治实践,是人们获取政治认知、成为政治人的根本途径,也是政治文化形成的社会实践因素。阿尔蒙德认为+i};民文化的培养建设不能仅仅靠政治教育,还需要长期、广泛地政治参与和政治实践,才能真正培养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信仰和信心。 [13]事实上,社会成员个人的政治实践经历相当大程度决定着政治文化的速度、深

度和广度“政治实践是客观政治世界达之于人们主观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最重要的桥梁,比起政治社会化的其他媒介来,它更具有根本的意义。社会成员成为政治成员正是通过政治实践来认识和理解政治的。”[16]因此,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政治参与行为既可以传递各种政治思想,也可以在参与过程中反映着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因此,政治参与机制可以成为重要的政治文化生成过程中的引导机制。

在跨界民族地区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许多跨界民族逐渐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得越来越积极。如新疆昌吉玛纳斯县塔西河乡西凉户村,村民共有723人,其中哈萨克族98606人,维族92人,汉族12人,回族13人。在20178月的一次村委会选举中,西凉户村应参加投票人506人,实参加投票人354人,亲自参加投票的村民投票率达到70%,还有外出务工的及投票意愿不强的。不过,这样的投票率己逐渐和全国村一级选举的投票率一致了。有了这样的政治参与的行为,促进了跨界民族逐渐认识主流政治文化,接受主流政治文化,始终使政治文化发展处于主流政治文化的影响下。

五、结语

当然,政治文化的整合是“缓慢进行的“只有缓慢的文化变迁才是正常的”[17]。在文化缓慢变迁的过程中,也会存在各种“危机”,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描述的“整合危机”的观点,在西北跨界民族政治亚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如果二者存在不一致,可能会导致政治亚文化的“反常状态”,从而脱离我国国家政治文化的环境,使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价值观会偏离主流政治文化,就会诱发许多问题。对于边疆地区来说,主要问题是可能产生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偏差,引发政治不稳定,会对我国政治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生成的关键时期,需要重视政治文化整合过程中引导机制的建设。特别是要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探索符合西北跨界民族政治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引导机制,最终,实现在和谐和稳定中不断提高政治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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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者:曲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