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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视角与中国陆地边疆治理研究

发布时间:2017-12-06   作者:   浏览次数:

跨学科视角与中国陆地边疆治理研究

                —基于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的分析

李学保

 

 

摘要: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是中国陆地边疆研究的一种重要分析方法,在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互影响、国内民族问题国际化趋向增强以及中国推进“一带一路”重大国家战略的背景下,这一跨学科视角和分析方法显得尤为重要。从分析层次来看,这一跨学科视角既包括从国际关系的视角观察和分析民族政治现象,也包括对国内民族问题国际化根源和影响的分析。当前,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应重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族宗教因素、边疆民族地区反恐维稳中的涉外因素、“西藏问题”国际化以及涉藏、涉疆外交等议题的研究。

关键词:边疆治理;民族问题;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

中图分类号:D 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 (2017) 07-0010-05

DOI编号:10.13965∕jcnkigzm zyj10026959.2017.07.003

 

 

一、缘何要重视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

众所周知,民族问题本属于国家建构和社会治理中的问题,是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内的事务,然而,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因民族矛盾和冲突引发外部势力“人道主义干涉”、跨界民族国家借维护“同源民族”权益介入他国内政、大国为地缘政治利益支持他国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凡此种种,造成国家间关系紧张和地区局势动荡,从来都是国际社会难以回避且不得不关注的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问题既是影响多民族国家政治走向的重大因素,也是影响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和地区安全局势演化的重要变量。

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相互影响呈现为两个向度:

其一,受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格局因素、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时代因素、国际干预强化的外力因素等影响,一国内部的民族和民族关系、民族政治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影响。换言之,外部力量对多民族国家有关国内民族事务治理的政策措施、方式方法往往形成更多的掣肘,多民族国家在探求适合本国国情的民族问题解决之道的同时,既要坚持民族事务属于本国主权管辖范围内事务的基本原则,也要考虑民族问题国际化趋势的现实。在出台民族事务治理的政策措施时,多民族国家往往不得不考虑国际舆论和国际关注,充分预估可能的国际反应,尽可能寻求更多的国际理解和支持,减少和防范国际因素对本国民族事务的消极影响,防止民族问题国际化负面效应激化本国民族矛盾。这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内问题国际化的必然要求。

其二,后冷战时代是民族和宗教矛盾大爆发的时代,国际纷争背后的民族宗教因素日渐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研究民族宗教问题,就难以理解当今的国际政治。因此,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看,将民族问题看做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和解释工具,是分析当前国际变局、理解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对地缘政治竞争、国家安全关系、区域经济合作等外交与国际关系议题的研判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民族问题对相关议题的可能影响。然而,这一视角长期以来被强调权力、竞争、利益的西方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所忽略。

鉴于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互影响的国际现实,一方面,需要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学者关注国际因素对国内民族问题的影响,即关注各国民族理论与政策对本国民族事务治理的作用与效应,分析民族问题“外溢”可能诱发的国家关系变动,特别是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可能影响。另一方面,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也需要重视引发国际局势和国家关系变动的民族问题诱因。否则,依据各自学科所从事的的研究有可能得出与事实相反的研究结论。

以中国的边疆安全研究为例,影响中国边疆安全稳定问题的因素,既有历史问题(如土司归属、边界冲突、边民叛逃、“藏独”“疆独”等,也有现实因素(如恐怖活动、宗教渗透、毒品贩卖、跨国犯罪、分裂活动等。鉴于我国少数民族环边而居、有30多个少数民族为跨界民族的现实,对中国边疆安全稳定问题的探讨,跨界民族因素是难以绕过的分析变量。新中国成立以来,跨界民族问题的生成、发展和演化对中国边疆安全产生了复杂且深远的影响。中国政府确立的国家利益与民族意愿相结合、尊重历史与照顾现实、兼顾国家关系和族际关系的政策原则,圆满地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边界问题,对于消除周边国家对华疑虑、打破美国对华遏制策略,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然而,这些涉及跨界民族相关问题的处理中所确立的原则和方法,却长期被人们所忽略甚至垢病

将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联系起来进行交叉研究,国外学者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如塞缪尔·亨廷顿有关移民族群的认同危机对输入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季什科夫有关跨国民族对民族亲缘集团分离活动的支持导致相关国家内战久拖不决的分析;约翰·伍德关于跨国民族国家的外部鼓励和支持引发相关国家的暴力冲突等观察和分析的结论,这些跨学科的研究及其结论,让人耳目一新,深受启发。

二、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的分析视角与方法

对于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其一,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崛起和快速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有关国内民族问题的解决思路、民族理论与政策走向在当前民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下所受到的国际关注湛至干预越来越多。一方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实践与成功经验,对当前处于民族矛盾与冲突的国家和地区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改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基于“国强必霸”的历史认知,中国快速崛起可能冲击现有国际权力分配格局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担心和疑虑,中国国内民族事务成为分化或牵制中国的最便利的抓手。近些年来,所谓“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在国际上被频繁炒作,中国民族问题国际化趋势加快的态势明显,导致当前涉及我国民族问题事务的外交斗争任务和难度增大,这就需要从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叉的视角研究相关问题,为涉藏、涉疆等领域的外交斗争提供智力支持。

其二,当前,中国积极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合作的战略,国际合作既需要发展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必然面临合作对象国复杂和敏感的民族宗教矛盾。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服务社会实践。由于当前中国边疆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很难用单一学科知识和方法进行观察和分析,这就需要利用不同学科交叉研究分析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民族政治现象,因为这种研究有利于开阔视野,有了多学科滋养,对所从事的研究问题会有新的认识,使相关研究避免过于微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是研究民族政治现象视角的转换或扩展,是对世界民族问题研究的有益补充,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丰富和发展。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应该是当前中国边疆治理研究需要高度重视的新的视域。

众所周知,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各有自己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就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而言,如何吸收和利用民族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客观、准确地把握所研究的问题,既是民族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对特定研究对象深入研究的前提。

从研究视角来看,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观察和分析民族政治现象,特别是国际环境因素位口地缘政治、大国关系、国际恐怖主义、世界民族宗教形势等对民族国家建构、边疆地区的社会治理、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影响研究等;二是分析国内民族问题国际化的原因和影响,以及民族政治因素、特别是国内民族问题外溢对国家间关系和地区局势的影响和塑造。如跨界民族问题对相关国家外交、地区局势的影响;新世纪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等.

值得注意的是,探讨国别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的世界民族研究与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在研究视角上略有不同。前者注重研究当代各国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田,后者则应侧重对各国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的互动分析。例如在族际政治问题研究领域,后者关注对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冲突外部原因的分析;有关民族国家的领土争端的研究,也应与强调国家利益博弈、实力较量、外交算计的国际关系研究有所区别,注重国内民族主义因素对外交政策和国家间关系影响的分析;在跨界民族问题研究方面,与关注跨界民族的形成过程、历史与文化、政治与文化认同不同,更关注跨界民族问题对相关国家政治关系和地区局势的影响,等等。这种议题相同但研究视角的差异,彰显了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范畴,显然,掌握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为该领域深入研究所必需。由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研究偏好和研究选题不同,特别是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学者在进行交叉研究过程中,应尽可能地将民族学、人类学的微观研究与国际关系的宏观研究相结合,从国际和地区局势、国家关系演化中分析影响国内民族矛盾、民族关系发展走向的外部因素;从对国外民族事务治理的政策和经验教训研究中汲取完善我国民族政策的思路和方法。

三、当前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几个优先议题

在当前中国民族政治学研究领域,学术界对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涵盖民族主义、民族冲突的国际干预、跨界民族、少数族裔群体的国际保护、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等问题。基于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与实践,笔者认为,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至少有以下议题需要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民族宗教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丝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逐渐纳入人们的视线,然而,毋容置疑,这种状况不容乐观。冷战结束以来,从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再到今天的伊斯兰国,南亚、中亚到中东构成当今世界的“战略不稳定弧”。这一地区面临着大国战略博弈与地区热点频发的政治风险,民族纷争与部族冲突形成的安全风险,以及由于宗教分歧和教派矛盾诱发的人文风险。尽管我们相信,中国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能在很大程度上消解这些风险,但沿线国家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教派冲突对我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可能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产生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就要求我们研究相关国家的国别民族政治状况,分析沿线国家国内民族倍日掏问题发展演变的动向和走向,研究沿线国家国内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中央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利益竞争关系、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我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与相关国家经济合作的影响,做好事先预判。尽量避免卷入所在国的政治冲突,让惠及双方的合作成为民族矛盾与冲突的牺牲品。在这个问题上,中缅密松大坝项目从开工到停建就是教训。同时,随着丝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不断推进,日益频繁的交流合作必然伴随着人员、货物往来的大量增加,这也为境外“三股势力”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渗透、国外民族宗教矛盾对国内的传导提供了便利条件,由此引起的可能风险也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有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民族问题走向及其对中国对外合作影响的分析和研判,应该是当前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除了沿线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以外,重点分析民族宗教问题对有关国家国内政局以及对外关系的影响,并为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提供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边疆民族地区反恐维稳中的涉外因素研究

当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反恐维稳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受国际反华势力和境外民族分裂势力的煽动、渗透和破坏活动影响,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的暴恐活动出现新的态势,呈现“境外策划、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内外勾结”的特点。境外民族分裂势力、西方反华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东突”恐怖势力是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暴恐活动“打而不绝”、“断不了根”的主要原因。维护边疆的安全稳定,关键是提升抵御极端宗教渗透的能力、动员国际舆论的能力、深化反恐国际合作的能力,着重防范和打击涉外因素与国内的联系与互动。

这就需要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暴恐活动的涉外因素的研究,包括涉外行为主体及其支持或参与暴恐活动的基本情况、作用路径、我国应对涉外因素的经验教训、构建应对涉外因素的政策体系研究等。特别是加强对境外民族分裂势力、西方反华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等涉外主体的形成过程、基本构成、政治诉求、互动关系、活动情况和影响评估的研究;重视对周边地缘安全环境、涉外宣传和公共外交的研究和分析等。

影响边疆民族地区安全稳定的涉外因素研究,应该是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领域。中国边疆暴恐活动与我国民族问题无关,但从影响边疆安全稳定的涉外因素来看,显然又有民族宗教背景。通过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进而提出应对之策,对于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丰富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维护边疆稳定,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当前中国涉藏、涉疆外交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涉藏、涉疆事务属于中国的内政,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对西藏、新疆事务的干涉从未停止过。他们炮制所谓“西藏问题”、“新疆问题”,打着“维护人权”、“捍卫宗教自由”等旗号,频繁干涉中国内政。进入新世纪以来,出于对中国快速崛起可能引发国际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变动的忧虑,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承认中国对西藏、新疆的主权,另一方面又以涉藏、涉疆问题作为削弱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制约中国发展的手段,对西藏、新疆的所谓民主、人权和宗教自由表达“关注”,频繁接见达赖和“世维会”头目,为他们提供讲台或栖身之地;西方以及部分与西藏、新疆有民族宗教渊缘国家的反华势力,如议会、媒体、非政府组织、社团和部分学者,攻击中国在西藏、新疆侵犯人权,搞“宗教性种族灭绝”,批判中国政府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诱导国际国内舆论。西藏、新疆在一些国家“脸谱化”和特定“话语体系”的形成,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在涉疆、涉疆问题的外交斗争中陷入被动和疲于应付的状态。

朱晓明认为,“做好西藏工作的基础在国内,而涉藏问题的舆论斗争主要在国际”口。在境外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的共同渲染和鼓噪下,近年来“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的国际化趋势加剧,给“藏独”和“疆独”势力传递了错误的信号,刺激其极端势力采取暴恐活动,对中国的主权、安全和边疆稳定构成现实威胁。此外,涉藏、涉疆事务引发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纷争与冲突,影响我国与相关国家的外交关系,使中国不得不耗费更多的外交资源进行国际协调和公关。

对当前涉藏、涉疆外交面临的困境和对策的研究,对于推动各方在涉藏、涉疆问题上形成客观、理性的认知,抵制西方“问题外交”图谋,遏制境外分裂势力的国际化炒作,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所谓“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已成为中国与西方或与西藏、新疆有宗教或族缘联系的相关国家关系间难以回避的外交议题,不仅涉及中国与相关国家对涉藏、涉疆事务立场和看法上的差异,影响中国与相关国家政府间的关系,还与国际NGO、西方媒体、学术界和公众对西藏、新疆问题的态度相关,是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重要现实议题。因此,涉藏、涉疆外交是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的现实问题,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四)跨界民族因素问题对中国边疆安全稳定的影响研究

学术界对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内容涉及跨界民族的概念与理论、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跨界民族问题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中国跨界民族历史与现状等。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由于学科背景不同,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由于对地缘政治和中国外交关系涉猎不够,对相关问题不够熟悉,能将两者结合起来且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同时,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领域的学者很少从跨界民族的角度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中国边疆安全问题研究中,两个学科背景的学者分别用两的是套话语体系,如民族学多用“和平跨居”、“民族向心力”、“跨境民族”、“泛民主义”、“认同分离”、“跨国政治参与”等概念或理论;而在国际关系学者的话语体系中,“睦邻友好”、“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跨国犯罪”、“分裂活动”、“三股势力”、“境外流亡集团”等是论述边疆安全稳定问题的常用词汇。说明在本研究领域学科交叉融合不够。

跨界民族因素既可以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桥梁,跨界民族的“和平跨居”和“胞波之谊”的纽带能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但国际实践表明,跨界民族问题处理不当,往往成为引发国家关系冲突与纷争的诱因,中国陆上邻国众多,与大部分国家存在跨界民族。“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如何发挥跨界民族在发展和维系两国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克服因跨界民族因素诱发涉及边疆安全稳定的现实问题,是中国陆地边疆治理研究的应有之义。总结历史上涉及跨界民族的重大事件的经验教训,分析新时期跨界民族因素对我国边疆安全稳定的意义、特别是探讨发挥跨界民族在维系边疆稳定的积极作用,是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的重要选题,也是中国边疆治理关注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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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者:张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