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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回溯与研究展望

发布时间:2019-06-23   作者:张丽君 田一聪 时保国   浏览次数:

【摘要】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来自CSSCI 和 CNKI 的核心期刊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有关民族地区“三农”和乡村振兴研究的知识图谱表明,乡村振兴战略构想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以往“三农”领域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研究结果表明,扶贫增收既是传统“三农”领域的综合性议题,同时也是新时期乡村振兴的优先任务和研究重点。具体在“三农”问题中,以农业产业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研究的主题; 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在农村研究中同样重要; 民族地区农民教育和劳动力转移仍存在许多薄弱之处,留守儿童问题便是两者的叠加产物。对于乡村振兴战略来说,乡村文明和乡村治理的中心性更为突出,极有可能是未来研究的热点方向和潜在趋势。

【关键词】乡村振兴; 三农; 研究进展; 研究趋势

  

引言

 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三农”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为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必须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特别强调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鼓励引导人才向边疆民族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为贯彻十九大有关“三农”工作的总要求,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讨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会议认为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这次会议成果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得到了体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是改革开放以来第20 个、21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核心,分别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乡村振兴的制度建设和保障措施、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等方面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行了系统阐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着重强调要把握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总方针、总要求,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随后出台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进一步明确了当前时期乡村振兴的具体任务,尤其是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工作。从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到改善交通物流设施条件,从优先发展民族地区农村教育事业到鼓励人才投身民族地区乡村建设,全方位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民族地区的落实。

 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承继了以往“三农”领域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有关民族地区“三农”问题更受到中央一号文件的长期关注。早在 1982 年,针对农村改革的中央一号文件便正式出台,随后连续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总结分析了农村改革初期出现的问题,规划制定下一阶段的方针政策。2004 年新世纪第一份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从此连续十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奠定了“三农”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重中之重”的地位,同时也为解决民族地区的“三农”问题提供了指导。例如,2006年,2013年,以及2015到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要求保护具有乡村特色、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传统古村落和民居,发展具有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的旅游村镇。2007和2011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虽然侧重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但仍强调加大边疆民族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优先解决人口较少民族等群体的安全饮水问题。2008和2009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提高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水平,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2015和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同时强调教育政策向民族地区倾斜,提高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新农村建设水平。直到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保护传统村落和民族村寨、实施边疆民族地区人才支持计划等,均被写入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

 事实上,不仅中央一号文件等官方政策文件持续关注着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等“三农”问题,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理论创新也不断涌现。本文试图对过去二十年民族地区“三农”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进展作一综合梳理,同时基于“三农”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预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热点问题和研究趋势。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表明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探讨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的研究进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趋势,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和讨论。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根据本文的分析需要,民族地区“三农”研究进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趋势分别采用不同的数据来源。为适应可视化软件多元分析功能对数据来源和格式的要求,采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对“三农”研究文献进行梳理。首先,按照出现“民族地区农业”或“民族地区农村”或“民族地区农民”字样的文献篇名进行模糊检索,时间范围选择1998-2018年,共有包括论文和研究报告在内的245条检索结果。同时,另以“民族地区”为关键词,分别与“农业”、“农村”、“农民”及“三农”等关键词进行匹配检索,从中选取经典文献进行补充分析与阐述,以避免遗漏主题与“民族地区三农”相关但篇名未体现类似字样的部分文献。在乡村振兴文献研究方面,采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收集相关信息。按照主题“乡村振兴”与全文“民族地区”的方式在期刊页面进行检索,设置期刊来源为“核心期刊”或 CSSCI,检索结果共146条,其中多数文献发表于2018年。

 可视化研究以文献计量方法为手段,能够将文献数据信息以科学知识图谱的形式展现出来,具有客观翔实、系统清晰的优点。本文利用已在信息科学、经济管理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验证的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工具,对乡村振兴等“三农”研究文献进行综合梳理,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等分析方法,力图把握该领域的研究重点、进展与未来趋势。

 二、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研究进展

 对以往二十年间民族地区“三农”研究文献进行初步的年度分布统计。结果表明,自 1998 年以来相关文献数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5年文献数量达到25篇的历史最高水平。从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情况看,《贵州民族研究》对民族地区“三农”研究领域的关注最多,共有 44 篇相关文献发表。刊文量领先的期刊还包括《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关键词共现分析是对文献数据中作者给定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借助关键词的共现网络视图,有关民族地区“三农”研究文献的主要关键词及其相互关联得以直观展示。关键词聚类时间表则是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以文献发表时间为线索,分别显示各主要关键词聚类的发展脉络

 (一)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研究

 促进农业发展是研究“三农”问题主要目的,其中关键是要实现农业产业化。聚类# 10“产业化”涵盖农业产业化的相关研究,包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等子聚类。农业产业化的概念及其相关研究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过“农业合作社”、“农业综合企业”等农业一体化的发展,国外有关农业产业化的研究日渐成熟,多数学者从农场规模的角度论述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效率问题。对于我国西部和边疆的民族地区来说,农业产业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其中更伴随着民族地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和转变。但是,民族地区的农业产业化进程并非完全一致。曾冰在研究中指出,部分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程度和集约化程度较低,其市场发育不良,文化技术水平不高。这与商业意识淡薄,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等问题共同被认为是农业产业化可能面临的障碍。

 实际上,搞好农业产业化,首先要做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明确农业产业化的方向。农业产业化出现问题,没有形成产业化链条关系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则在于未能因地制宜定位农业产业结构的目标和方向。因此,破除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症结,关键是要转变思路,在方式方法上有所创新。在养殖大户带动生态养殖小区的模式下,贵州黔南州不仅实现了农业种养殖的平衡发展,还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同样在黔东南,苗族自治州通过产业创新,构建起生态绿色的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了粮食产量提高、畜牧业迅速发展、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的三位一体的产业格局。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则在品牌促牧战略、科技兴牧战略、产业强牧战略的指导下,通过畜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培育等推进计划,为长江上游民族地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产业化是重要方式,但农业产业化并非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容。以农业地理信息系统等数字化技术为支撑,农业信息化正逐渐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农业信息化的推广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解决边远民族地区农村信息的“荒漠化”,也有助于加强水、土地和各类生物资源的集约利用与有效保护。为准确衡量农业信息化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应强化对农业信息化的绩效研究,明确农业信息化应用环境是否适应信息时代发展要求,信息化应用主体是否具备较高综合素质等问题,将有利于实现数字农业效益的最大化。还有研究从县校合作和农业企业入手,探讨农业科技服务的新模式。据张勇民等研究发现,在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推动下,民族地区与全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之间的差距正快速缩小。

 (二)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研究

 在“三农”问题中,“农村”不仅是与城市相对的地理概念,也是农村居民开展农业生产的地域范围,是实现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载体。这也使农村问题同时具有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的双重含义。聚类#2“农村经济”、聚类#1“少数民族”,以及聚类#4“民族地区”体现了农村问题的研究成果,具体涵盖民族地区农村的经济金融、公共产品与服务、养老与社会保障等子聚类。

 在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经济制度被认为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金融体制和产权制度等,将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在产业创新的试验中,广西恭城县探索建立农村经济共享式发展模式,以规模化和产业化创业逐渐取代传统的农民庭院式创业。同时在西部民族地区出现的“两会+农户”、“公司+农户”等民居接待模式, 有效利用民族地区的特色民居资源,体现了民居接待服务的专业分工与结构优化。另外,生态农业也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潜在方向。有关四川民族地区的研究表明,凭借无公害技术和清洁能源利用方面的优势,生态农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实现地区经济社会效益的整体统筹。

 农村金融方面,正如农村信用社在民族贫困地区泾渭分明的优势和劣势,农村金融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还未得到完全发挥。有关金融抑制的研究认为,农村金融机构体系、金融风险分散机制不完善,金融服务满足度低等问题亟待解决。虽然农村地区以信用社主导的金融格局无法在短期改变,但仍有必要加强金融监管,着力完善信贷管理体制,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是农村研究中的另一重要议题,具有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有关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涵盖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以及具体的公共服务类型。研究表明,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影响,部分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在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类型愈加多样化的条件下,发展需求导向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尤为必要。为此,应构建诸如多主体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统筹农村合作医疗在内的公共卫生体系、满足多元互补和多功能服务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另外,作为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障问题关系着农民养老等切身利益。现有研究在探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基本模式的同时,还对社会养老同家庭养老进行了比较分析。谢冰等认为家庭养老成本虽然不断增大,但在民族地区仍具有不可替代性。还有研究指出,鉴于家庭养老较之社会养老在成本和精神方面的相对优势,应探索建立家庭内外共同强化的养老方式,以及从流动公共服务视角出发,寻求流动型养老保险服务的创新。

 (三)民族地区农民教育、就业与留守儿童研究

 “农民”是“三农”问题的直接研究对象和角色主体,本身就具有法律赋予的教育和就业的权利。解决民族地区农民教育和就业问题,使其具有维持生计的本领,对于促进农民增收,降低贫困给民族地区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相关研究体现在聚类#9 “农村教育”和聚类#5 “劳动力转移”之中,具体包括教育培训、劳动力转移和留守儿童等子聚类。

 在民族地区农村适龄儿童教育教学方面,学者们围绕学前教育、中小学体育教学、外语教学等领域广泛开展研究。例如,由于家庭教育观念落后,教育经费投入总体不足、分配不均,西南民族地区学前教育进展不容乐观。在贵州、甘肃等民族地区,包括远程教育在内的多样化手段已开始应用于英语教学计划的推进,但仍旧面临基础投资不足、教师业务素质有待提高、师生积极性调动不力等问题。贵州、广西等开始将民族传统体育纳入体育教学计划,在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弥补现代体育器材和师资欠缺的困境。孙百才在总结西北民族地区农民教育收益率时指出,以初中阶段为拐点的“U”型教育收益率结构,说明仅有较少部分家庭能够看到高中教育的预期收益,很多学生的教育投资停留在了小学阶段。

 相比于学生而言,教师专业化、教师流动和教师资源配置同样关系着民族地区农村的教育发展。陈亚萍等认为,以高等院校学科教育引领中小学课程教学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金东海等则从建立教师流动机制、完善教师补偿机制、实施教师聘任制等角度入手,探讨解决民族地区农村教师流入渠道单一而流出方式多样、教师职称结构和年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农民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研究表明民族地区农民对培训的出资意愿水平较低,缺乏“内外兼修”的培训师也是培训体系面临的挑战。有学者认为,应把握“互联网+”对民族地区农业科技培训的深远影响,着力破解民族地区农业科技和创业培训“教无听众”、“学无讲师”、“学无场所”等问题。

 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集中于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针对广西民族地区的调查表明,农村人均收入、农村人均耕地状况和农村自然条件能够极大地影响农民的外出务工意愿。刘伟江等在强调乡村因素的同时,进一步证实了乡村因素的异质性,诸如在贵州对个体流出的促进,以及在青海对劳动力流出的抑制。甚至在新疆等西北民族地区,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与外地剩余劳动力流入的现象同时存在。罗淳和郎贵飞则分别以制度障碍和社会资本为切入点,研究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与社会关系网络对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机制,以提供劳动力转移差异化的合理解释。

 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影响之一是留守儿童群体的出现,教育发展滞后更加放大了这一问题。父母外出打工后,儿童生活监护或夫妻一方留下,或将小孩寄养在亲友家,或由小孩独立生活。在这三种情况中,寄养和单亲监护的情况较多。相关研究多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机制、学习情况和社会化影响。例如,留守儿童社会化的进程受制于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并且缺乏获取社会化资源的能力使其很难实现社会化目标。为此,针对贵州等西南民族地区的研究提出,建立留守儿童家校合作机制,为留守儿童提供家庭教育法律救济等服务。还有研究认为,不能简单给留守儿童贴上“不热爱学习”、“成绩差”等标签,应当从改善教育资源的分配入手,探索更适合民族地区留守儿童实际需要的教育和培养方式。

 (四)民族地区扶贫增收研究

 农民增收始终是“三农”领域的研究议题,尤其是精准扶贫政策提出以来,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扶贫增收,不再局限于农民自身的就业和创业努力,而是与民族地区农业发展、农村治理一道,成为新时期民族地区“三农”工作的一项综合性问题。从农村经济变化到农村贫困状况,从精准扶贫政策到具体扶贫模式,从农民就业增收再到家庭收入的解构,聚类#0 “民族地区”涵盖民族地区扶贫增收的多个子聚类,体现了近二十年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

 若将西部民族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两者具有显著差距,这是民族地区农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面临的时代背景。有学者认为,降低农村生产生活成本,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是消除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关键。因为在基础设施供给缺乏、农业生产效益低微的条件下,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具有明显的抑制型贫困的特点。也有学者指出,经过几十年的扶贫攻坚,以社区工作为主导的农村社区扶贫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发挥教育科技的引领带动作用,同时激发扶贫对象的主观能动性,这被认为是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可取经验。例如针对四川凉山州的研究表明,近年来相关机构加强金融产品创新,不断适应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金融需求,在金融扶贫领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实现脱贫是精准扶贫的必然要求,但并非是精准扶贫的最终目的,脱贫过程中甚至脱贫后的农民增收任务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可能一蹴而就。有关农民增收的研究表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同时面临着外出务工就业不稳定、工资收入难有保障,以及本地生产经营规模化水平低,土地流转缓慢等问题。李芳等以新疆农民增收经验为例,认为重视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劳动力转移组织化程度,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转变农民消费观念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作用。还有学者从解构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出发,建议在保障农民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同时,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和土地性收入。

 三、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趋势

 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有所创新、有所变革,同时也要注重政策措施的系统连贯,结合以往“三农”领域的实践经验,利用好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政策红利,处理好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这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分析中得到了印证,其关键节点既涉及传统“三农”领域议题,也反映出民族地区未来乡村建设的变革趋势。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我国推动解决乡村发展顽疾提出的战略举措。纵观其他国家的发展历史,无论是英国“羊吃人”式的工业化发展之路,还是拉美的超前城市化模式,都未能避免乡村衰落的世界性难题。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正成为民族地区农村最为突出的问题。从“新农村建设”到“美丽乡村建设”再到“乡村振兴战略”,体现着我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统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衰落现象要求以先进理论实时跟进农村建设,明确新时代农村建设发展目标,以指导农村发展保持生态可持续。研究认为,面对民族地区农村产业发展滞后、乡村传统文化衰落严重、乡村社会治理隐患存在、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堪忧的乡村衰落现象,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乡村振兴战略势在必行。这并非等同于“农业主义”或“农村偏向”,而是在城乡协同的基础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点论”。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摆脱贫困是前提条件,这也是以往“三农”领域研究对乡村振兴最为重要的启示。对于贫困村和所在县乡来说,其当前工作重点就是脱贫攻坚,打好脱贫攻坚战是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例如,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上,有学者指出乡村振兴中“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等目标,本身意味着推进农村精准扶贫工作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可喜的是,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同时,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总体上取得了“科学统筹、结构优化、机制创新、社保兜底、政策惠农”的显著成就,民族地区也在农村振兴实践中,探索出阻隔贫困代际传递、提升少数民族居民发展能力的教育扶贫,以及开发利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多元文化品牌的乡村旅游扶贫等模式。

 在处理好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关系上,相对于摆脱贫困的紧迫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位一体则是指导民族地区农村长远发展的任务目标。凸显乡村文明、文化建设、乡村治理等中心性关键词的分析结果表明,上述领域正逐渐成为未来研究关注的热点。

 乡村文明是未来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在总结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障碍时,有研究认为文化建设环境差、居民法治观念淡薄、文化建设形式单一等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精神短板”。以内蒙古“草原书屋”为代表的文化建设工程虽然覆盖率很高,但其服务质量未达到预期目标。这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外在表象,本质上可能具有乡村文明衰败的特征,这也被部分学者认为是传统乡村文明让位于现代工业文明的表现。但是,乡村文明并非完全陷入历史和时代的泥潭,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乡村文明的价值可以重新得到发掘、重构和创新。纪德奎等认为,乡土文化教育自觉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源泉。以美好生活为精神支撑,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内在诉求,以扶贫攻坚为实现方式,乡土文化教育能够走出一条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文化自信之路。徐苑琳也指出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力量“凝聚枢”和发展 “风向标”,以“乡愁”重构乡村文化生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对于乡村振兴有重要意义。

 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另一重点任务,也是未来研究的热点方向。有学者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角度提出,协调乡村利益关系、规范乡村社会行为、完善乡村公共服务是乡村振兴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可以有所作为的创新治理方向。还有研究建议深化乡村重点领域改革,创新农村金融供给,转化乡村传统社会组织等,从而进行乡村振兴的战略定位与路径探索。除文化建设和乡村治理外,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注内容。总体上看,乡村振兴具体可以落实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等五大领域,未来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要围绕这五大领域加强研究。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来自CSSCI和 CNKI 的文献数据进行系统梳理。有关民族地区“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表明,乡村振兴的战略构想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以往 “三农”领域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研究结果显示,扶贫增收既是传统“三农”领域的综合性议题,同时也是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和研究重点。具体在“三农”研究中,以农业产业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研究的主题; 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在农村研究中同样重要; 民族地区教育和劳动力转移仍存在许多薄弱之处,留守儿童问题便是两者的叠加产物。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内容本身来讲,乡村文明(或文化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中心性更为突出,极有可能是未来研究的热点方向和潜在趋势。

 纵观近二十年民族地区“三农”研究,众多学者观点各异,本文在试图作一综合性评述时,未免出现观点梳理上的局限与不足。在难以面面俱到的条件下,着重探讨其中的主要方向和综合性问题是较为合理的选择,当然基于客观文献计量的可视化方法已将研究对象偏离主题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有关以往“三农”研究的理论回顾是必要的,这在乡村振兴战略与“三农”研究成果的高度关联中得到了印证,不过这种关联并非构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部理论基础。即使目前已有《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等政策文件出台,但由于提出时间尚短,以此为指导的实践经验还需经过时代检验才能形成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因此仍有必要借助知识图谱可视化等分析方法,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研究趋势作出合理的判断和预测。另外,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与以往“三农”领域研究,本文认为扶贫增收依旧是当前民族地区农村工作中的“最大公约数”。若无法解决贫困问题,探讨如何实施振兴实践的长远规划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对于民族地区来说,扶贫增收怎样强调都不为过。除贫困问题外,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还面临着其他一些现实困境和改革难题,其中既有微观技术层面的,也有宏观体制机制层面的,这还有待于对理论体系的系统构建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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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史  雅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