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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

发布时间:2019-05-26   作者:   浏览次数: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

方 堃,吴旦魁

(中南民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摘 要大扶贫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如何理解把握其内涵要义,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以项目、行业、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为支撑,将流程管理、部门合作、区域协同有机结合的大扶贫格局,要求坚持党和政府在扶贫开发中的主导地位,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力量作用,引领市场、社会协同发力,完善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定点扶贫机制,促进内部与外部统一,“输血”与“造血”并行,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脱贫攻坚格局。基于主体与客体、时间与空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高度契合的大扶贫格局,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整体性创新,为推动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路向选择。

关键词习近平;大扶贫格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整体性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大扶贫格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后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大扶贫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胜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具体抓手和着力重点。大扶贫与精准扶贫互为补充、有机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整体性创新,符合我国脱贫攻坚决胜阶段的实际情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继承弘扬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雇佣劳动者是“最贫困的商品”的论断,深刻揭露了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及贫困累积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的资本剥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消灭资产阶级剥削制度,是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并对未来“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设想。列宁在当时相对落后的苏俄开启了反贫困的实践,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存在贫困的可能。他指出,消除贫困的伟大事业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休戚相关,如果不能最广泛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其中,反贫困事业要想取得任何成就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仅是作为沧海一粟的共产党的事业,而是全体劳动群众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毛泽东主张以公有制为导向变革生产关系,通过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贫困问题,筹划建立人与人之间收入差距较小的“相对平等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追求大同世界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最初探索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他最早提出“先富帮后富”的反贫困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全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理念的同时,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对贫困地区实施政策倾斜和针对性的帮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全体人民。经过全国范围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我国贫困人口大量减少,贫困地区面貌显著改变,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习近平明确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他多次强调,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调动所有可调动的力量,坚决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如期完成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既定目标。“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这些论述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价值理念一脉相承而且是对它的深化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表明,我们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路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奠定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一制度下的贫困问题给出清晰的答案。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客观上要求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大扶贫与精准扶贫并不矛盾,两者在凝聚各方合力,实现“靶向”脱贫目标上具有高度统一性。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必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以项目、行业、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为支撑、将流程管理、部门合作、区域协同有机结合的大扶贫格局。要理顺管理体制,科学划分各级各部门事权,明确部门职责分工,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特别是要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扶贫开发,真正形成全社会扶贫“大合唱”的局面。习近平大扶贫格局注重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树立“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共享发展理念,形成跨地域、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扶贫体系。这一重要论述从根本上回答了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和深刻诠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的认识提升到了新境界。

二、突破碎片化、分散化的扶贫格局,丰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的体系内容

传统“输血”式的扶贫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贫困群众的需要,缓解了生存危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这种扶贫过分依赖政府行政力量,没有形成完善的扶贫组织体系,贫困人口通常处于被动接受状态,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贫困、遏制返贫。由于受历史、自然、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影响,目前扶贫过程中仍存在碎片化、分散化的难题。因纵向垂直管理及横向部门分割的“条块”体制的束缚,片区之间、片区内各地各部门之间协同配合不足。信息化水平滞后,扶贫资源和扶贫技术的整合效应也未能得以显现,部门之间存在单枪匹马、各自为阵的现象。扶贫对象的受教育程度低,参与度不高,政府、市场和社会作为多元扶贫主体的互补作用不强,筹资难、人不足、成本高以及带富能力弱等问题突出。大扶贫旨在突破以地域、部门和行业为界限的碎片化、分散化扶贫格局,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构建趋于整体性的贫困治理体系。

习近平大扶贫格局蕴含丰富的现代国家治理观,体现了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的善治精神。大扶贫格局要求增强对脱贫目标的政治责任,将法治思维和方法融于“扶谁的贫、谁来扶贫、怎样扶贫”的全过程;依法规范社会扶贫职能,强化资金整合与使用、项目批准及实施等信息公开;强化落地,吹糠见米,保证协作到位、责任到位、考核到位;回应群众需求,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定点扶贫的针对性;深化政社、政企合作,弥补政府投入不足,提高扶贫成效;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发挥贫困群众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补齐贫困地区发展短板,促进区域发展平衡,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加强对扶贫项目、资金落实情况的督查,严肃查处各类扶贫项目违规违纪问题;整合全党全社会的力量,真扶贫、扶真贫,促进扶贫开发的公平正义,实现共建、共治和共享。

马克思的社会时空观认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现实的、有形的实体,且总是“站在牢固稳定的地球上”。人既处于特定地理区位之中,又是社会实践的存在物。人的实践不仅是自然与人联系的纽带,也是使自然空间形态转化为人的空间形态的源泉。2016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会议时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这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大扶贫格局拓展了扶贫对象的社会时空场域,主张将区域性的扶贫开发与到户到人的精准脱贫相结合,推动中央、省区、市县跨地域协作扶贫。

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对各部门各单位如何既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又协调运转、协同发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出了具体要求地、州、盟党委政府要锚定脱贫摘帽的目标,负责上下联动区域协同监督考核;县级党委政府要严格履行扶贫主体责任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要增强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强化部门行业参与脱贫攻坚的领导,整合相关职能和资源配合当地开展扶贫工作,做到扶贫项目优先安排、扶贫资金优先保障、扶贫工作优先对接、扶贫措施优先落实;片区牵头单位要承担起沟通、协调、指导、推动作用,加强对片区脱贫攻坚的统筹。大扶贫格局消弭了部门“鸿沟”,集中各部门各单位的优势兵力,主张将分散于各部门各单位的扶贫资源无缝对接,推动跨部门协同扶贫。

在贫困治理体系建设中,多元主体的有序参与、协作互动及相互监督等过程都有赖于合作关系的建立。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开发,是我国扶贫开发事业的成功经验,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特征。创新基于能动性、可为性、有效性“三性合一”的社会扶贫参与机制,构建政社政企合作治理的大扶贫格局,对于完善贫困治理体系和提升贫困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要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帮助贫困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献爱心活动,广泛宣传为脱贫攻坚作出突出贡献的典型事例,为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营造良好氛围。大扶贫格局汇聚了多方合力,主张将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社会参与有效整合,推动跨主体合作共治。

 

三、彰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创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的方法路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本身具有不可分割性,人们集体化的“协作”与分散化的“劳作”过程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众人围绕同一事物展开的劳动“协作”并非是个体劳动活动的简单加总,而是整体合力的凝结与协同效应的释放。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提,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有效整合与协调各方利益,最大限度地把资源调动起来、整合起来,采取超常规举措,拿出过硬办法,举全社会之力,推动东部发达地区向西部欠发达地区进行资金、技术、人才、物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对口支援。对贫困的整体性治理,一方面要善于宏观把握,制定符合一般规律的反贫政策,解决共性问题;另一方面,要注重从微观切入、从细微着眼,用实的举措破解特殊贫困难题。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大扶贫强调运用系统与要素、全面和关键的辩证思维看待当代中国反贫困问题,是整体与局部、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明确阐述,历史的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习近平创新发展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推动者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他强调指出,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只与人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要始终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大扶贫格局的动力体系不仅包括外部的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还包括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大扶贫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组织和支持贫困群众自力更生,唤起精气神,破除“等、靠、要”。扶贫要以扶志为先,唯有树立攻克贫困的信心与勇气,既在物质上脱贫,又在思想上脱贫,才能彻底斩断“穷根”,从根本上依自身力量改变贫落后面貌。大扶贫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发挥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出发,既注重全党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又注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创造,将扶贫与扶志扶智,输血造血有机结合起来,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执政为民的伟大情怀和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

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之中,整体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概念范畴,必然统摄着各个组成部分,并处于主导性、决定性的地位,是马克思在汲取黑格尔哲学养分的基础上,运用唯物辩证法改造而成的科学哲学的方法论本质。习近平大扶贫格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整体性逻辑和思维应用于中国贫困治理的现实之中,从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出发既强调在贫困户识别、致贫原因剖析、扶持政策研判扶贫绩效考核等环节体现精细化、精准化,以及局部性“诊疗”的实效性,又要求形成完善的脱贫攻坚动力系统,打造多方协同参与扶贫整体性格局。一是精准扶贫的“大流程”再造精准扶贫涉及的环节较多,管理复杂,大扶贫将项目制定、项目执行、项目评估、项目改进等纳入完整闭环来统筹管理,使扶贫项目更加精准,且具有连续性。二是精准扶贫的“大部门”合作。精准扶贫工作涉及诸多职能部门,大扶贫有助于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有效推进各项扶贫工作的开展。同时,能够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帮扶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编织牢固扎实的社会扶贫网。三是精准扶贫的“大区域”协作。大扶贫就是区域之间的大协作,可以促进各地区开展一对一、多对一精准帮扶,如建立东部富裕地区与西部贫困村、贫困户的无缝对接机制,锁定贫困群体需求,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使资源流向贫困地区,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实现双向互助共赢。习近平大扶贫格局开拓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的实践路径形成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智慧的贫困治理方略。

四、加强党政领导力量在贫困治理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健全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的体制机制

救济式扶贫依赖政府单向度的输入,政府既是投资者,又是管理者。这种扶贫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人口的暂时生活困难,但忽视了受资助者即扶贫对象参与作用,弱化了市场机制在贫困治理资源配置中的调节功能。上级政府承担了宏观的投资责任,下级政府承担了直接的组织责任,二者目标定位及权责划分不清晰,削弱了扶贫绩效。政府各部门在扶贫项目、资金管理等方面协调不畅,影响了资金使用效率和扶贫合力。从这个角度上看,救济式扶贫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全能型政府”的注解。大扶贫格局强调在贫困治理体系中,各级党政领导力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元治理”作用,即组织、引导、动员企业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扶贫,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治理。同时,企业和各种社会力量通过积极参与到扶贫开发中来,开展捐资助学、慈善公益救助、支医支教、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等活动,从而形成政府带头、企业参与、社会关心支持的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扶贫协作局面。这克服了政府单方面扶贫的弊端,将国家与社会的功能互补最大化,把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构建了真正意义上党和政府主导下的大扶贫体制机制。

大扶贫倡导多元主体的参与,但并不意味着党政力量在扶贫开发过程中职能和责任的弱化,也不是鼓励政府部门做“甩手掌柜”,卸载扶贫责任。相反,构建大扶贫格局,要求强化各级党政领导力量在贫困治理体系中的主导作用。习近平指出,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五级书记层层抓扶贫,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落实好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中央统筹,就是要做好顶层设计,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为地方创造条件,加强脱贫效果监管;省负总责,就是要做到承上启下,把党中央大政方针转化为实施方案,促进工作落地;市县抓落实,就是要从当地实际出发,推动脱贫攻坚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要改进考核评估机制,根据脱贫攻坚进展情况不断完善。加强政府的科学引导和主导作用,是大扶贫成效提升的根本。各级政府主导了贫困瞄准、贫困干预、脱贫成效评估等减贫全过程。除不断加大投入之外,还要通过建立层级联动、部门协同管理机制提升政府扶贫效能,并调动强大社会扶贫动能,构筑起多元主体共治贫困问题的网络体系。只有坚持和完善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才能保证大扶贫格局方向的正确;也只有政府持续加大投入,才能确保大扶贫格局运行有序。

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既要坚持精准扶贫,又要坚持大扶贫格局。这就要求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指引下,健全完善精准扶贫与大扶贫双轮齐驱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反贫困体制机制。首先,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不断加强政府的规划指导,建立健全组织动员机制,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完善政策支撑体系,打造坚强的扶贫领导队伍。其次,要坚持多元主体合作共治,调动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性,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合力扶贫开发。再次,要坚持群众自愿原则,实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尊重帮扶双方的意愿,促进交流互动,激发贫困群众脱贫的内在动力。最后,进一步规范社会扶贫,推动各类扶贫资源动员规范化、配置精准化、使用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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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编辑者:唐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