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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特殊性与特殊类型贫困研究

发布时间:2019-03-06   作者:   浏览次数:

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特殊性与特殊类型贫困研究

李海鹏,梅傲寒

(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摘要:贫困问题与生计一问题紧密相连。现代化进程中,贫困问题的表现形式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对贫困概念的认识从单维转变为多维,贫困发生发原因从自然风险灾害冲击转变为市场排斥。从可持续生计框架出发,传统农户是否能建构适应市场机制的现代生计,是其能否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关键。当前,从可持续生计框架出发,农户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与欲望。历史上,位于富庶平原地区的农户与位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户虽然都是小农制,但由于生态条件基础不一致,其农户经济的内质分别为精细农业与粗放农业,并演化出了不一样的生计文化体系。少数民族地区农户生计的现代转化过程中,为减少市场排斥,偏向于集约利用自然资源的生计方式,但是脆弱的生态系统与独特的文化体系生计文化使这一转变而临困境,民族地区农户生计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形成民族地区脆弱性贫困。根据脆弱内质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干旱牧区、石漠山区、深高山区和高寒藏区四种特型。因此,应该根据贫困的特殊性,从促进农户生训一现代转化出发,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

关键词:民族地区;特殊贫困;特殊扶持;传统生计;现代生计

 

 

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2015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5575万人,贫困发生5.7%,其中民族八省区1813万人,贫困发生率12.1 %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确定的14个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共包括680个县,其中民族县421个,占61.9%。民族地区涉疆、涉藏、涉边、涉教”,贫困家庭脱贫致富对于维护民族团结、保边疆稳定、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全面小康,具有重大意义。鉴于民族地区贫困的严重性与脱贫的紧迫性,国内外学者一直广泛关注民族地区的致贫机理与返贫机制问题研究。当前,学界对民族地区贫困成因主要归纳为四大因素: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人力资本欠缺,传统观念束缚。而具体应对之策也往往是针对这四大原因,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人力资本投资,破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影响等等。

值得思考的是,当前众多研究尚未明确回答“民族地区贫困问题是否有特殊性与特殊类型”,其原因在于:第一,上述四个因素并不是民族地区贫困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于我国中西部其他地区,是否能够完全解释民族地区贫困生发?第二,上述四个因素没有解释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的微观机制,贫困是个体现象,宏观因素如何作用于个体导

致其陷入贫困?第三,上述四个因素不能阐明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的内生机理,对贫困者个体而言,这些因素均是外生条件,为什么他们不能逃离这些外生条件的限制呢?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以贫困者个体角度为出发点,拟用可持续生计理论解释民族地区贫困的特殊性,并区分贫困的特殊类型,建构特殊扶持政策。

一、市场排斥与中国农户贫困生发:基于生计框架的理解

农户是我国农村最基本的单元,是生产与消费的集合体,传统农户是否具备在市场中生存和竞争的能力,并建构适应市场机制的可持续生计,是其能否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关键。为此,Chambers (1992)发展了生计、生计资产和生计风险等三个核心概念以阐述这一问题,即“生计是谋生的方式,它建立在生计资产基础之上,生计风险可能导致生计资产损失,使农户失去生计而陷入贫困”。

()中国农户传统生计的形成。

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农户具有自我发展的动力,其根据生计资本的状态不断改善其生存条件,外界风险可能造成农户生计资产的损失,从而陷入贫困状态。农户根据外界风险的感知,趋向于调整自己的生计策略,形成特定的生计模式。以该框架为基础,可以很好地理解我国传统农户生计的形成。我国传统小农经济体系中,农户可利用的资源仅为有限度

的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这样的资产组合系统使农户的生计体系限定在纯农()户、务工(手工或雇工)或者半工半农(),由于市场发展的有限性,农()户难以获得稳定的务工收入,农()业是农户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

自然条件的限制,加上封建地主阶层的剥削,极大削弱了农户生计资产的扩展和自我积累能力,从而使得在传统历史时期,无论是农区还是牧区只能发展出维生型的个体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超稳定的小农生计系统,即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消费生计单位;宗族共同体分担生计风险;家庭生产以满足自身消费为主;生计资产主要依靠人力和简单工具为主;具有稳定的生计文化系统。这种低投入一低产出的生计系统展现出维持生存的特征,并在长时期内自我强化,趋于稳定。

()传统生计的市场排斥与贫困生发。

农村传统生计在非市场体系中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由城市延展至农村,农户的生计体系不可避免的卷入市场系统中,市场机制强调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占有优质资源的主体往往会因为其竞争优势而在市场竞争中获益并不断发展,不具备竞争力的主体则往往难以从市场中获益并有效发展。农户传统生计体系在市场中受到天然的排斥:一是农产品市场排斥,指传统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及加工品不具备成本优势和技术优势,在产品市场中没有竞争力和定价权;二是劳动力市场排斥,指农户剩余劳动力缺乏专业化分工,只能从事短期工作;三是资本市场排斥,即资本的逐利性使其不愿被农户占有。这三种排斥相互联系,是农户在市场难以获得持续生计的内在原因。

在农户生计受到市场排斥后,不能分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红利,其收入无法得到稳定提高,但同时农户消费又被卷入市场中,其生产所必须的种子、化肥和农药及生活所必须的食品、衣物和住房等,必须依赖市场供给,受到市场价格的波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农户的收入增长和必要消费增长不匹配时,就易于陷入贫困中。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农户以小农之小面对社会之大,陷入了风险更大的社会,也更易陷入贫困之中,即便偶尔逃脱贫困线,也极易因为风险而重新返贫。

()农户应对市场排斥的现代生计转换。

现代市场条件下,农户必须转变改变传统生计体系才能摆脱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从绝对贫困中脱离出来。传统生计的现代转化需要重新配置农户的生计资本,利用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来推动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利用,提高劳动效率和土地效率,使得产品和劳动力在市场中具有竞争力,才能在市场中获得稳定的生计来源。学界归纳农户现代生计转换的有两种论点:第一,扩大农地规模论,即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场经营,发展规模大农业;第二,组织家庭论,坚持小农业体系,通过合作化实现规模化。

但是深究这两种理论的前提条件,前者暗含的假设是通过发达的工业体系转移剩余劳动人口,使大量农户不再以农业为生,从而能够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后者必须有较为发达的社会服务基础,农户能够自发的结成规模经营实体。从市场排斥的角度看,这两种生计转换模式,就是通过农户生计的非农化和规模农业生计,使得农户能够进入市场,并建立可持续的生计。这两种转换在我国,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农村中己经广泛存在。但是对西部民族地区而言,由于缺乏资本深化的自然资本基础、人力资本基础和文化资本基础,单纯通过金融资本较难实质性改变农户的生计行为,农户仍然暴露在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中,并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二、民族地区农户贫困特殊性:传统生计现代转变的困境

我国农户理论的研究区域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华北平原等区域,对于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的研究虽然也有涉及,但是在分析范式上大体上都等同于汉族区域集中的地区,所得到的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然而,尽管在表现特征上,民族地区和我国其他区域都是家庭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生计模式,但由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加上几千年的人文演化,使其生计系统的内质不一样,这导致民族地区传统生计在现代转型中遇到系统性的阻力。

()民族地区传统生计系统的特殊性。

一是生计系统的形成基础是恶劣的生态。生态环境是生计系统的演化基础,民族地区生存的环境主要是高寒、荒漠、高山和石漠化区域,同传统上就较为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华北平原等相比,民族地区生态更为脆弱肋,人口承载力较低,人地关系一直处于迫紧张状态。适合生存的区域往往都是绿洲、坝子等小生境,这种生态条件使得农牧业的发展只能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环境发展低集约度的、小规模而多样性的生计体系。

二是生计系统的资源利用是粗放式经营。少数民族传统生计方式包括捕鱼经济型、狩猎经济型、畜牧经济型、农耕经济型等,都是以粗放式经营自然资源为前提的,他们绝大部分生存资料都是在这种攫取性的简单劳动中,向自然资源所在的大地生态系统索取。这种生计类型同我国传统汉族农区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形态有显著区别。实际上,我国传统农区在经历了较短时期的体闲农耕制后,从战国时期就开始连年耕种,至汉朝,就己经开始普遍实行积肥施肥,并辅以轮作、豆科、深耕等措施。

三是生计系统的文化适应是以自然为中心。由于自然环境的脆弱、自然资源的珍贵,民族地区生计文化是以保护自然环境、爱惜自然资源为出发,并以此为主导而展开延伸形成了“人地关系和谐”的多样生态文明,如云南“红河哈尼族的梯田文化”、内蒙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新疆维吾尔族的绿洲文化等。保护自然,珍惜一切生物生命是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的基本特征。因为,如果偏离了这种生计文化,就不可能在脆弱生态环境中得以持续生存。民族地区以自然为中心的生计文化不同于以扩张征服资源为标志的现代生计文化,而是谨慎地利用内部资源来求生存发展,具有封闭性、内向性和节俭性等基本倾向。

()民族地区传统生计转化的现实模式:集约型生计与替代型生计。

市场环境下,少数民族传统生计受到市场的排斥,必须充分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率,发展资本集约型的生计类型,才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适应市场竞争。在农户生计资本的配置中,应充分提高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逐渐分化为集约型生计和替代型生计。前者是利用现代技术对自然资本的深度开发和利用,发展集约型农业,后者是选择退出农业选择非农产业,以在城市打工为主体。这两种生计状态取决于农户的生计资产类型,其中以人力资本为主的农户多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以打工及小手艺经商为主体;缺乏劳动技能的农牧户多选择集约利用自然资源,如游牧业转型为农耕、粗放式农耕转型为集约型农耕、粮食作物转型为经济作物、林地转型为旅游业等。

从现实观察看,少数民族传统生计的市场转型己经发生,并形成了多样的类型。如广西京族从浅海捕捞转型到多元化产业和边境贸易等方式,壮族村落产业结构从种植业和养殖业转变到建筑业、初级加工业和商品流通服务行业,瑶族传统的生计是从20世纪末的玉米种植为主,兼营养殖和土特产销售等转型为砍头树、金银花等外来经济作物种植,水族从稻作、养鱼、牲口喂养、采集狩猎、手工业等传统生计方式,转向新杂交水稻种植、外出务工、发展旅游业等新型生计方式。云南西部独龙族由狩猎采集、刀耕火种的生计模式逐步转到了退耕还林、适度畜牧、种植经济林木和外出务工的现代生计模式,土族从以农为主牧业为辅的生计方式转变为务工生计方式,侗族从多种糯稻品种改变为杂交稻种植生计方式;哈萨克族生计方式从游牧过渡到农耕。

()民族地区现代生计转化的后果:脆弱性贫困。

从现代生计的转型看,有的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但部分民族地区传统生计很难转化为现代生计体系,农牧户较难逃脱市场排斥,跳出贫困陷阱,甚至造成贫困问题的加重,这种状态可以概括为脆弱性贫困,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生计资产的单薄性。当前条件下,民族地区农牧户传统生计现代改造首先需要集约化利用自然资产,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其本质还是充分攫取生态资源,换取市场价值。但集约化利用资源受到生态的束缚,在生态条件好的地区,广泛地使用机械和电力,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并实施新的农艺技术,可以在生态阈值承受范围内形成规模经济。但是在民族地区脆弱生态和小生境中,这种资源的利用方式很可能带来生态灾变,使得农牧户生存条件更加恶劣。

二是生计风险的多元性。当前条件下,民族地区农户生计系统转化面临风险冲击更为多样。从自然风险看,我国民族地区大多位于地理区位不太理想,地质特征不太稳定的西部高原、山地和牧区,历史上就是灾变较多的地区,且由于世界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逐渐提高。从健康风险来看,我国民族地区处于地方病和传染病多发地区,农户更易遭受健康风险。从市场风险来看,我国民族地区农户的市场参与能力较低,农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盲目性,极其容易因为市场变化而遭受损失。

三是生计文化的不适性。在生计转化过程中,生计文化影响农牧户应对风险、形成新的生计策略的能力。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在特定生计发展出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渐变性和群体性特征,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发展存在本质区别。市场机制下,个体必须适应竞争文化和风险文化,而这两者正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较难适应的,这就使得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市场机制产生内在激励和形成良性循环面临着比发达地区更大的阻力和障碍。

四是生计策略的单一性。一般而言,农户可以选择的生计策略包括农业生产策略、非农业生产策略和移民策略。正是由于生计资产的脆弱性和生计风险的多元性,在没有外界支持的情况下,民族地区农户可选择的生计策略限定在农牧业和低层次务工,并且难以实现生计策略的自由转换。

三、民族地区农户脆弱性贫困:特征、类型与政策

从可持续生计角度看,正是由于民族地区农户传统生计现代转型所遇到的特殊困境,使得民族地区脆弱性贫困表现出特殊表征和特殊形态。如果我们不能尊重和正视这些特殊性,盲目推行东部地区乃至西方探索的生计模式,反而会取得适得其反的后果。因此,利用特殊扶持政策,探寻民族地区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加快民族地区农户生计的现代转型,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民族地区的全面脱贫。

()民族地区农户脆弱性贫困表现特征。

连片贫困。至“八七”扶贫攻坚结束,我国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大大减少,但与此同时,剩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西南和西北两大片少数民族地区。从贫困分布地理区域上看,我国大多数的贫困人口集中连片分布地区包括内蒙古努鲁尔虎山地区、陕北地区、甘肃中部地区、宁夏西海固地区、秦岭大巴山地区、横断山地区、滇东南地区、桂西北地区、南疆地区和西藏地区,出现少数民族人口和贫困人口在空间分布上的重合。2015年扶贫监测表明,我国民族八省区的贫困发生率为12.1 %,而全国仅为5. 7%,民族八省区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的32.5 %

重复贫困。民族地区是我国返贫率最高的区域,具有频繁性与易发性,几乎每年都要发生一两次大的返贫,而且返贫来得快,外界出现一些不利因素,马上就会造成返贫出现。一旦遇到灾害,西南、西北两大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返贫率高达60%以上,有个别地区甚至出现过返贫人口超过脱贫人口的情况。返贫不仅给返贫户带来了极大的心理打击,很多农户在经历了多次返贫后,对脱贫的信心越来越小,有些甚至陷入宿命论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暂时脱贫之后立即返贫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深度贫困。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历来就是我国贫困强度指数最高的区域,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以后,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村贫困程度相对加深。2015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标排名仅为0. 727,位列90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上海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 814,北京达到0. 821,相当于新加坡等发达国家水平。而西部民族地区中,西藏为0.569,贵州为0.598,甘肃为0.630,云南为0.609,青海为0. 638均仅相当于索马里、刚果和柬埔寨等国家的发展水平。

()民族地区农户脆弱性贫困表现类型。

干旱牧区型贫困。内蒙古西部干旱草原区和西北新疆等地的荒漠草原区,主要包括13个省()268个牧区半牧区县(旗、市),牧区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0%以上。冬季受蒙古西伯利亚干旱寒冷气流影响,而夏季来自海洋的温暖湿润气流的影响小,干旱、沙尘暴、黑灾、蝗灾、雪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干旱牧区传统以草原畜牧业和种植业为主,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社会分工低下,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在现代生计转化中,牧民通过“草场承包,、“定牧”增加存栏量,反而使得可利用草场面积极少,草场承载力下降,影响牧民生活,贫困化现象加大。而当牧民想以迁移的方式摆脱贫困的时候,语言、技能、习俗、户籍等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他们一旦离开祖居地,生活就会变得更加艰难。

石漠化区型贫困。包括贵州、云南和广西三省区15个地、市、州和91个县、市、区,该片区居住着涵盖48个民族的1亿多人。喀斯特石漠化的本质是土地产能的退化。传统时期,喀斯特区农户形成以农耕为主,以林、渔等生态资源利用为补充的多样形态。现代化转型中,农户对生态系统的单一利用导致土地石漠化加重,其脆弱性更易推动生态环境的恶化,进而增加农户对土地资源的依赖性,促使土地资源的负荷加大,形成“人增、耕进、林退、土壤侵蚀、岩石裸露、石漠化、贫困”的恶性循环。

高寒藏区型贫困。包括西藏,以及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省的四省藏区。青藏高原的生态极为脆弱,主要表现在“地势高亢、幅员广裹、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土地珍贵”。传统时期,农牧民主要以农业、畜牧业和采集业为主,现代化转型中,由于过度强调草原生产功能,造成草原长期超载过牧和人畜草关系持续失衡。草场退化导致牲畜由于缺乏优质草料,体质下降,因饥饿、寒冷等原因死亡数量不断增加,牧民牲畜养殖陷入‘厦饱、秋肥、冬瘦、春死亡”的恶性循环。

深高山区型贫困。包括横断山区、武陵山区、六盘山区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深高山区的地质构造比较复杂,土壤类型多,山地为主,谷深坡陡,垂直差异明显,交通十分不便,给山区带来了多层次、多类型小范围复杂生态条件的特点。该区域少数民族根据资源条件,发展出了以粗放式农耕为主,林、水、畜等相配合,复合式利用小生境的传统生计模式,这种复合式的小规模多样化的生产方式在市场上不具有适应力,而在现代生计转型中,又缺乏更好的生产方式,从而陷入生计困境。

()民族地区脆弱性贫困的特殊扶持政策。

由于贫困问题的特殊性,要实现民族地区农牧户脱贫,促进农牧户的传统生计向现代生计的转化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制定特殊扶持政策,使民族地区农户能够在市场中找到可持续生计是关键环节。

合理选择民族地区现代生计方式。民族地区农户传统生计转化为现代生计的过程是消除市场排斥,分享增长成果的过程,但由于客观的原因,如果按照西方一些国家或者我国东部地区己经走过的道路来实现这个过程,将会使农户面临生态灾变和文化不适,使其在达到阈值之间陷入更深的贫困中。因此,必须加强科技创新和市场培育,选择适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但又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生计形态。

以“生态资本化”破解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以林权出让、水能资源出让、BOT模式运用助推基础设施建设。以强化生态补偿力促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以民族特有文化的资本化来加速特色风情旅游业发展壮大。以农地使用权和劳动力投资入股来推进特色农林牧业产业化。

完善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对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提供普惠型社会福利,减轻贫困家庭面临的养老、子女教育等经济压力。针对疾病、灾害、教育支出等临时性支出陷入贫困的家庭,政府应给予及时的选择社会救助。

推进民族文化适应转型。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充分发挥现代文化的先导作用,把先进的文化理念传播到各民族群众中去,通过民族文化开发保护项目、语言培训项目、文化设施升级项目,推动民族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

整合资金,整村推进扶贫工作。以乡级为整合平台、以村级规划为整合载体,分别从财政、项目、社会三个渠道,将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以及农业、林业、交通、水利、教育、卫生等各行业的发展资金、挂钩帮扶资金和社会捐助资金等集中整合起来,分批投入贫困村建设中。

重视农户家庭资产建设和管理。建立家庭发展账户,对贫困农户个人储蓄给予一定比例补助,用于改善住房条件、培训就业技能、资助子女上学、应对突发自然灾害、补贴重大病医疗费用等项目。建立微型企业发展项目,培训农户技能,创造就业岗位,增强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对农户进行家庭理财培训,帮助贫困农户家庭和个人普及财务知识。

四、小结

贫困问题与生计问题紧密相连。在现代化进程中,帮助农户解除市场排斥,找到可持续生计是消除农村贫困的关键。本文比较民族地区农户生计系统的特殊性,提出民族地区农户现代生计转型中,由于生态脆弱性和文化不适性,易于形成脆弱性贫困问题,并总结出了四种贫困特殊类型。但是,本文并没有详细地给出具体的度量脆弱性贫困的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

编辑者:唐宝